中国外交需要更多“造词”

适时的外交概念创新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我们的外交战略，在这方面美国值得我们学习

日前，一位美国朋友在和笔者讨论奥巴马外交新政的时候说，其实奥巴马不见得会和小布什有太大的政策差别，毕竟美国对这个世界的要求以及自己拥有的手段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然而白宫新人入住，一定会发明出不少新概念，用“新词”把美国的政策“重新包装”一下，凸显和前任的不同，给世界带来一些“新意”。


美国人给我们上了一课

在坚持大战略不变的前提下，不断推出外交新概念，总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来吸引眼球，原本就是美国外交决策和顾问圈子干惯了的事情。美国人先把中国称作“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进而参照印度人兰密施的“中印共舞/龙象共舞”（Chindia）发明出一个“中美共治”（Chimerica），却始终不肯同意中国参与国际空间站，也不肯把恐怖分子嫌犯交给我们。自中国在美国的世界天平上重得让美国再也无法忽略那天起，美国对华遏制加接触的两手战略便从来没有改变过。

也许我们有时会觉得美国人说一套做一套有点不够真诚，但必须承认，美国不断用新概念“圈住”我们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战术。多年来，美国人正是在自己强大硬实力的基础上，在保持对华战略基本面不变的前提下，利用灵活多变的外交概念调整牢牢地把住了中美关系的话语权的。我们可以不认同美国的对华防范心态，也可以反对美国对华的很多具体政策，但我们却不能忽视“概念外交”的巨大作用。


中国需要更多原创概念

在中国不具备推行“软实力”的“硬实力”（这两个概念也是美国人的发明）以前，谈论概念外交或许有些奢侈。其实也未必，半个世纪前，一穷二白的中国创造出的概念也曾在国际关系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有些概念还一直流传到现在，比如说“三个世界”、“东风压倒西风”等等。更何况如今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中国，已经完全有能力让世界更加认真地倾听自己的声音，尽管有的时候别人还听不懂我们的语言，比如著名的“不折腾”。直到今天，这个词也没有得到精辟的英语翻译，但西方和全世界还是领悟到“buzheteng”背后所蕴含的东方式沉着。

我们需要更多的“buzheteng”，就像美国人不断需要发明出“smart power（巧实力）”这样的新名词一样，并不在于这些“新词”能让人从中体味到我们外交战略的调整，而在于适时的外交概念创新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我们的外交战略。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战略保持了惊人的长期稳定，这也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保证。然而，即使是一个50年不变的政策，也需要不断地“重新包装”，以强化人们的记忆，加深别人的印象。


外交理念需要深入人心

这正是美国人的拿手好戏，比如说约瑟夫·奈的新词“巧实力”，其实不过是要求美国将“硬实力”和“软实力”结合得更聪明而已，一个战术的层面的概念，经过包装，却被抬高到“大战略”的高度。

而在战略的确需要调整的情况下，推出新概念就更加重要。还拿美国人说事儿，“9·11”后的《通过为拦截和阻止恐怖主义犯罪提供适当手段来团结和加强美利坚合众国法》如果不是被精心安排得，能够将其英文首字母缩写为《美国爱国者法》，其命运将会如何？“任何严肃的项目，简称都是首先要确定的，甚至在付诸实施前尽人皆知”——美国政治的这一传统做法不但适用于美国的立法，也应该被借鉴于中国的外交。

考虑到中国在话语权方面并不占据优势，这一点甚至更加重要。这是因为如果我们不用一个能让人一目了然过耳不忘的词汇概括我们的战略，别人便会来给我们的外交政策“起外号”，就像西方用龙和熊猫来指代中国的两种战略走向一样。这是一种典型的西方式误读——熊猫是温顺的面条师傅，而面条一样的龙则四处吐火。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类比，还如何称自己为“龙的传人”呢？

其实，概念创新原本并不是美国人的发明，自远古时期起，这一套便被所有大国娴熟地运用着，从17世纪法国人对“天然疆界”的追求到19世纪英国人对“光辉孤立”的崇拜，概莫能外。外交并不仅仅是“怎么做”的问题，很多时候，也是“怎么说”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外交官、学者乃至于民众应该做出更大的努力。(叶海林 中国社科院亚太所学者)



美国外交的变与不变

近日，美国副总统拜登在第４５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首次阐述了美国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基调。拜登演说有3个引人关注之处：第一，他强调美国新外交政策将与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政策决裂，“决心不仅与欧盟，而且与世界其他国家确立相互关系的新基调”。第二，现在是美国“重启”与俄罗斯关系的时候了。第三，美国愿意与伊朗就核问题直接对话。

从拜登演说看，尽管奥巴马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尚不能说完全定型和具体化，但已被赋予了巨大变化的弹性空间。布什当政时的单边主义、黩武主义已经走不动了，这是新政府势必要变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要妥善收拾残局，避免出现新的地缘政治灾难，造成对美国利益的重大伤害。美国新政府将更为注重与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对话和协调，这也是明确要变的一个方面。布什政府留下了一个国际政治的负遗产，现在又遇上了国际经济的大危局，形格势禁，美国在许多方面确实力不能逮，意识到“做事要大家来”，不变也得变，早变早主动。

拜登演说中也提了美国“不变”的方面，例如，在东欧的反导系统部署将继续，对伊朗的“核武器计划”和“支持恐怖主义”进行警告。这些“不变”的论述，无疑会是美国打开对俄、对伊关系的一种障碍。但是，这不至导致关闭对话之门，大家还是可以谈的。防止核武扩散事关美国生死攸关的国家利益，美国将会继续坚持。伊朗坚称并未发展核武器，这中间就有谈判空间。此外，在伊拉克的善后和阿富汗问题上，美国恐怕会有不得不倚重伊朗之处。拜登把对伊关系视为重点，伊朗则谈论美国的“黄金机会”，双方都明白中近东形势的微妙之处。美国的东欧反导部署应该不具这种“生死攸关”的意义，但也是美国的一张牌，美国不会在讨价还价之前就先行放弃。从拜登的经历看，他过去是反对“星球大战”全球反导系统的，对武器系统的政治影响和技术可行性均很重视，应该是俄罗斯的好的谈判对手。

美国的新领导人无疑会努力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各国领导人均会如此。但是，利益的确定和划分，从来不是一厢情愿的事，而是有关方博弈和妥协的结果。因此，维护国家利益是一种政治艺术，需要长远宽阔的眼光和准确的现实感才能做好。在某种意义上，布什就是一个“一厢情愿”主观色彩较浓的人，结果跌了跟头。美国外交的新基调，既是美国国内政治变化的一种反映，也是国际现实挤压的结果。

对美国而言，奥巴马当选，恐怕不仅意味着一种政治大变局，或还意味着一种文化大变局，象征着种族平等和文化多元的新发展。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论”，实际上也是对美国“盎格鲁—撒克逊”主流文化的失落之忧，从悲观的方面预言了美国可能发生的文化变迁。看来，这种变迁正在来临，来得很快，而且并非那么悲观。这种文化变迁或将影响美国人的外交“悟性”，从而带来外交理念的变化。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一个国家内部的文化变迁，往往对其外交产生根本性影响。